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
整個世界都是我的任天堂。

做為一個以「過去」為研究對象的研究者，我不時地覺得人生乏味。為什麼呢？因為「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舉例來說，在過去數月間，我的臉書充滿了各式各樣關於「精靈寶可夢」的訊息。我饒富興味地看著一群又一群活屍般的人們，手持手機，漫步在紐約中央公園、哈佛大學校園等著名景點，搜捕著各類口袋怪物。我也仔細閱讀關於此「寶可夢狂熱」的分析文章，試著抓取這款遊戲為何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風靡全球。

只是，就如我剛剛說的，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做為一個十九世紀生物地理學史的研究者，我不免會想：如果我在街上隨便找個寶可夢獵人，問他�她「到底是什麼機制決定著這些怪物的分佈」，我可能會得到「就程式設計師設計的呀，啊不然呢？」這樣的答案。換句話說，這些怪物在空間上的分佈並不會被視為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有個全知全能的設計者打造了這款遊戲，而我們只能盡其所能地去發掘這位設計者的意志。儘管聽起來這遊戲就一點也不有趣了—但這裡我得提醒一下，依我的淺見，正是因為這遊戲是「設計過」的，也就是它是可以破關， 並有邏輯可循的，才讓玩遊戲這個動作本身產生意義。更重要的，如果我的推論正確的話，「寶可夢」這款遊戲之所以風行，或許不僅是因為虛擬實境等技術的突破，或是該遊戲讓人們走出戶外，接近大自然；「寶可夢」得以風行，或許是因為該遊戲涉及現代社會之所以成為「現代的」關鍵基礎：博物學與博物學採集。

科學史研究者告訴我們，十八世紀是一個博物學正逐漸取得正當性的時代。當時的博物學者，在努力栽培來自世界各地的奇花異草，編纂各地的植物誌與動物誌，發展一種完全奠基於自然、無人為主觀因素涉入的自然分類法之餘，不時得運起全身功力抵禦著來自自然哲學家的批評。為什麼呢？因為，從哲學家的眼光看來，「博物學」這學科不過就是採集、觀察與記錄，其得到的知識是破碎的，難以放諸四海皆準；與幾何學—少數為當時自然哲學家認可的知識形態—強調的演繹、推理、證明等方法相較，博物學完全沒有資格被稱為自然哲學的一支。

不過，正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第一代的博物學者們，與其花時間跟這些眼中只有數字與證明的自然哲學家們打交道，選擇與當時正逐漸挑戰傳統自然哲學之正當性的另一門哲學：「實驗哲學」。所謂的實驗哲學，正如波義耳主張的，即研究的目的與價值並不只是透過推理與證明來獲得放諸四海皆準、顛仆不破的普遍知識而已。在實驗室中孜孜矻矻地做實驗，儘管實驗器材常出狀況、做了十次實驗只有七次結果相一致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透過實驗得到的知識，或者說「事實」，本身還是有其價值。因為大自然是一個精巧的機械，要了解此機械的運作機制，除了做實驗一途外，別無其他。更重要的，如果說做實驗是理解自然此精巧機械的唯一手段的話，那麼，實驗室便是一扇重要的窗，讓研究者得以窺見此機械的打造者—或者說造物者—的心靈。

這樣在科學史中會被歸為機械論或自然神學的立場，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十九世紀博物學得以興起、且在歐美社會誘發出一陣陣採集熱的關鍵因素。正如當時著名的自然神學家佩利 (William Paley, 1743-1805) 所說的，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個表，你絕不會認為這個表是憑空冒出來的—你一定會假設某個鐘錶匠製造了這個表，然後將它遺留在路上的。同樣的，當你看到自然界中的種種構造精妙的生物及其對環境的完美適應，你必得假設自然界中存在個鐘錶匠 (watchmaker)。回到之前我對寶可夢之採集熱的看法。十九世紀的採集者們，當他�她們漫步在野地採集蕨類、在海邊收集貝殼、與駐守博物館的學者們通信、與同好交換標本的時候，這些狀似瑣碎的「實作」之所以有意義，便是因為他�她們相信，這世界是設計過的，只要你依循一定的準則，你�妳就可以逐步發現隱藏在大自然背後的藍圖。當然，就如同打怪必得遵循一定的社群規則、不然會被排擠一般，有意義的採集之所以成立，涉及的是當時社會認定的一系列行為判準：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什麼是有禮、什麼是失禮。如以科學知識社會學者謝平的說法，近代科學之所以成立，仰賴的不僅是少數科學家的天縱英才，更重要的是同時逐漸成型的市民社會如何定義「市民性」（civility）：科學所欲追求的「真理」是有「社會史」的。

「公民、科學與地方」這門課便是要與各位一同探索市民性與科學間交錯演化的複雜歷史。我們處理的「科學」，從早期的博物學，到晚近的生命醫學。更重要的，由於公民科學涉及大量的關於智慧財產權、科學研究的信用、研究成果的開放性等議題，本課程將與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同時也是國發所的合聘教授邱文聰老師合授。

太陽底下或許沒有新鮮事--但或許是因為我們還沒有看到那些陽光照不到的幽微之處。

Peter Su說得好，如果動心了，就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