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以少數民族的身分入主中原，為了加強滿洲貴族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同時聯合北亞、中亞與青康藏高原的遊牧民族，共同牽制在文化和經濟、社會實力上處於優勢的漢人，必須建立一套有說服力的民族論述和有效的民族政策。清世宗在《大義覺迷錄》中，重新詮釋儒家的「天下」思想與「華夷」思想，建立了近代中華民族論述的雛型。
面對19世紀中期西方的入侵和王朝內部的動蕩，部分漢人知識分子傾向接受這一帶有包容性質的民族思想，並將其發展成為「五族共和」的主張。而主張排滿的革命派，在新建立的民國面臨繼承清帝國領土遺產的問題時，最終亦選擇接受一度被他們排斥的「五族共和」論。北洋政府不僅在「五族共和」的口號下，繼承了清朝的「理藩」政策，更利用外交手段，令各國在承認了中華民國對滿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主權或「宗主權」。
國民政府將「五族共和」論發展成為「中華民族宗族」論，同時承繼了北洋時期的內政與外交遺產，成功制止了新疆等地的分離主義傾向。
中共則一方面從被迫在邊遠地區活動的經驗以及建政後統治大陸的經驗中，發展出「民族識別」的分類法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論述，另一方面亦從清朝、中華民國與蘇聯的經驗中，發展出「民族區域自治」的設計，最終經由以推廣民族區域自治為名義的過程，達成「眾建以分其勢」的效果，達成對內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實質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