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牘學研究」，以「出土簡牘及其相關研究」為主要講述與討論的對象。簡牘現世，乃晚近四大史料之一。考其所以發現，與歐人中亞考古密不可分，其後國人田野考古亦興，簡牘出土浸多，而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遂得相互徵補。故自清末以迄，研究者日多，遂為國際顯學。
竹木簡策之用，為時甚早。其在殷周，已有典有冊，惜無出土實物以為參證。簡策之出，稽諸史載，凡數出，而以《漢書•藝文志》所載「孔壁竹書」為最早。孔壁古簡之外，《論衡•正說》亦記宣帝時，河內女子於老屋得古文書，其後，抇掘之事屢興，或於墓冢，或於山林，或於關障，古簡頻出。見諸史載者，計凡汲冢竹書（戰國簡）、襄陽竹簡（戰國簡）、嵩山竹簡（漢簡）、延陵木簡（漢簡）、居延竹簡（未知）、天都木簡（漢簡）、陝西木竹簡（漢簡）等七出，然大都散漫朽敗，隨出隨滅，原物均不傳世。
近世所出則蔚為大觀，如西北邊陲所出之敦煌、樓蘭、羅布淖爾、居延、武威、甘谷、馬圈灣等漢簡；內地所出之臨沂、長沙、江陵、阜陽、定州、尹灣、北大（整理中）等漢簡；此外，尚有雲夢、青川、里耶、天水放馬灘等秦簡；包山、望山、九店、郭店、上博、清華（整理中）等楚簡；及樓藍尼雅漢晉木簡、南昌三國吳墓、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南昌M1號晉墓等三國兩晉簡。其數量之鉅，內容之博，空間之廣，實非前代著錄所能及也。
大抵而言，簡牘內容涵蓋甚廣，於書籍則有經、史、子、集及曆譜、日書、方術、醫書等；於文書則有詔書、律令、遣策、簿籍及檄、符、函等。而以之考訂歷史、校定經籍，及明文字之演化變革，推書籍制度之變遷者遂眾。簡牘學之相關研究大抵有兩大面向，其一為簡牘本身之整理研究；其二為以簡牘為材料開拓典籍史、思想史和中國史方面之研究。換言之，包含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兩個方面。基礎研究者，要以發掘報告、圖版、釋文、注釋、語譯、索引、字編、參考文獻和論著目錄等為主。應用研究者，主要以應用新出土簡牘資料（包括文字記載、實物以及器物、遺址、墓葬等）與傳世典籍，研究當時之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典籍、文化乃至於民族關係、中外關係、語言、文字、書法等各方面。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
十九世紀末以來，大量甲骨、青銅器、簡牘、帛書等文獻資料紛紛重見天日，王國維曾謂：「古來之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王氏並倡「二重證據法」，影響深遠，無論語言文字學、歷史學、哲學，或文獻學、校勘學等領域皆極重視出土文獻之學術價值，並以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證發。總之，簡牘實為上世紀新發現之重要材料，於歷史、思想、典籍及相關學科研究之研究進程，深具影響。既澄清眾多懸而未決之舊問題，亦提出並解答不少新問題，使學術史之研究更加明晰。而自王氏以降，新出材料大都以文書檔案、日書方技或小學書為主，古籍文獻僅零星出土，如1957年河南信陽出土了有關墨家、儒家內容的楚簡及1959年出土的甘肅武威《儀禮》的漢簡。然自上世紀八○年代以來，以簡帛為主之出土文獻，轉以古籍文獻為大宗，考古工作獲得重大突破。大量先秦、秦漢久已失傳之佚籍的出土，令人嘆為觀止！如1972年的銀雀山漢墓竹簡，主要內容為《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六韜》、《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等，分見於今本和佚書類。又如1973年定州漢簡的《論語》、《儒家者言》、《哀公問五義》、《保傅傳》、《太公》、《文子》等，及馬王堆帛書之《老子》甲、乙本、《五行》、《九主》、《明君》、《黃帝四經》、《周易》、《春秋事語》等二十多種古籍。又如1977年阜陽漢簡《蒼頡篇》、《詩經》、《周易》、《萬物》、《呂氏春秋》等十多種古籍。又如1993年郭店楚簡的《老子》甲、乙、丙三組、《太一生水》、《緇衣》、《五行》、《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性自命出》、《成之聞之》、《六德》、《尊德義》、《語叢》等十餘種儒、道古籍。此外，1994年由香港購得之上博楚簡，目前已發佈者，內容有：〈孔子詩論〉、〈 緇衣〉、〈性情論〉（《上博楚竹書•(一)》）；〈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從政〉（甲篇、乙篇）、〈昔者君老〉、〈容成氏〉（《上博楚竹書•(一)》）；〈周易〉、〈中弓〉、〈亙先〉、〈彭祖〉（《上博楚竹書•(三)》）；〈采風曲目〉、〈逸詩〉、〈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脽〉、〈柬大王泊旱〉、〈內豊〉、〈相邦之道〉、〈曹沬之陣〉（《上博楚竹書•(四)》）；〈競內建之〉、〈鮑叔牙與隰朋之諫〉、〈季庚子問於孔子〉、〈姑成家父〉、〈君子為禮〉、〈弟子問〉、〈三德〉、〈鬼神之明－融師有成氏〉（《上博楚竹書•(五)》）；〈競公瘧〉、〈孔子見季 桓子〉、〈莊王既成－ 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慎子曰恭儉〉、〈用曰〉、〈天子建州〉（甲、乙本）（《上博楚竹書•(六)》）；〈武王踐阼〉、〈鄭子家喪〉（甲、乙本）、〈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乙本）、〈凡物流形〉（甲本、乙本）、〈吳命〉（《上博楚竹書•(七)》）等篇。凡此種種，皆關涉傳世典籍或佚失典籍，對典籍之考索深具意義。有些學者認為這些簡牘（或帛）古書甚至可以改寫中國學術史，或重寫中國學術史，其重要性由此可知。
今日，研究古史、面對古籍，不可對出土簡牘視而不見，忽略簡牘所提供之相關信息，輕則研究缺乏新意，重則所得訛誤多出。陳寅恪曾云：「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而出土簡牘既為上世紀至今之新材料，簡牘研究亦為本世紀之新潮流、新顯學，研究參與，此其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