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解釋民主制度的起源和現代國家形成的幾個重要學說中，自19世紀起，對社會因素，特別是對其經濟變遷層面的分析，一直都是研究的中心。從19世紀的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一直到20世紀的摩爾（Barrington Moore, 1913-2005）與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 1927-2008），儘管對於民主制度形成的論述持續發展，納入了對於階級與政黨力量的考量，但始終不脫上述偏重社會因素，以經濟的變遷解釋民主與其它政治體制形成原因的理路。

共享此理路的，尚有自美國的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出的「現代化理論」。此理論援用了進步和社會進化的理論觀念，但揚棄了19世紀的社會科學家們（包括韋伯、馬克思等人）所關注的重大議題：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巨大工業成就背後的血腥衝突、強權與特權、鬥爭與壓迫，以及帶給人們的剝削、苦難、徬徨疑惑和悲劇命運；取而代之的，是將歐洲國家工業資本主義和民主的演進，描述成一個漸進、和平演化的過程，是隨著工業、商業和財富的增進，進一步將人們從壓制性的傳統中解放、將平等與自由擴散至各個領域的「進步神話」。

直到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 1947-）在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1979）一書中，除接受摩爾對於社會結構之重要性的假定外，還補充了國際關係和地緣政治的影響，並將國家視為具有獨立性的行政和強制組織，從階級與國家結構的關係來觀察國內和國際轉變化之間的作用，標誌了社會科學潮流的重要轉向，即從「社會中心」轉向「國家中心」。以國家為中心的研究強調國家的活動、機構本身的獨特性與獨立性，各種社會因素則降到了第二位，且社會因素所能發揮的影響，會受到政治體制和國家的過濾。杰索普（Bob Jesop, 1946-）指出，「以國家為中心」的研究主要聚焦於幾個議題――現代國家所處的地緣政治位置、軍事組織的動力和戰爭對國家發展的劇烈影響、現代國家對於社會干預和控制的程度與範圍、國家塑造過程中的制度觀念與行動者、政府和政治體的缺陷、以及國家管理者的特殊利益。

而在上述各種以國家為中心的議題中，蒂利（Charles Tilly, 1929-2008）強調戰爭的動力和戰爭本身對於國家發展的影響，以軍事的角度探究西歐現代國家的興起。蒂利回應、反擊現代化理論隨意挪用歷史經驗以符合政治發展理論的方式，批評現代化理論的解釋假定過去的政治發展經驗可複製於其他國家，消除了不同國家歷史道路的差異，且實際的歐洲國家歷史，也並非持續的政治參與擴大、政府理性化的發展。 歐洲國家的專制體制不僅早於經濟發展和人口增加，戰爭與回應戰爭的威脅，更是歐洲現代國家建立的關鍵因素。 換言之，蒂利將戰爭視為國家建構最重要的動力，依循著戰爭的需要，國家發展出新的制度、汲取資源的能力、與社會的互動方式等，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鑄造原型。

1992年，唐寧（Brian Downing）在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Origins of Democracy and Autocracy in Early Modern Europe（1992）一書中的研究，結合了蒂利與摩爾的視角與論題，以「戰爭形塑政治組織」的假定，說明民主和獨裁政體的起源。在他的研究中，民主或獨裁的政治結果主要取決於該國政治行動者如何應對戰爭、如何動員資源，而與經濟、社會變遷的資產階級革命並沒有太大關係；軍事甚至形塑的經濟的基本輪廓，例如中世紀封建軍事組織塑造了莊園經濟，以及16世紀以來新形式的軍事組織產生新的國家結構，並出現了以國家主導資本主義的形式。

而在中國國家建構的研究中，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經驗，始終居於研究的焦點。基於西方社會科學的影響，對於國共兩黨建國之路的研究，也反映了現代化理論與回應現代化理論的變化，很長時間聚焦於中國的傳統思想與制度、現代化程度、社會經濟結構、以及政黨與社會群體的關係，來說明兩黨建國之路的成敗。然而，若就中共建黨與國民黨改組的歷史來看，蘇聯除了提供馬列主義思想資源和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動員方式，還同時幫助中國建立了新式的軍隊。而1920年代國共合作與北伐的革命經驗，以及群眾運動依賴於軍事保護的情況，進一步說明了軍事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因而，1930年代之後，國共兩黨的鬥爭與對峙是兩種不同武裝政權的對抗，並透過圍剿與反圍剿，雙方逐漸形成統治、動員與汲取社會資源的不同方式。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進一步加重了戰爭的影響，以及軍事武裝對於維繫政權的重要性。國共兩黨不僅需要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時要防備彼此，爭取更大規模的民心、資源與根據地。抗日戰爭結束之後，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更是兩黨直接的武裝對抗。換言之，戰爭之於國共兩黨，從一開始就是其政權建立的主因與動力。

中共和國民黨在國家建構的過程中，必須同時處理軍事、外交、農村、經濟、文化、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等問題，且這些問題受到戰爭進行而降低了審慎考慮、詳細研究的條件與際遇，必須快速作出決策以回應戰爭的迫切要求。戰爭的所需也進一步迫使兩黨發展軍事力量為中心，為此，兩黨都設法發展有效的政治能力和型態以解決問題。故無論是中共或國民黨，都必須快速地加強戰備和各種應戰措施，以應對彼此和外部侵略的敵人，同時亦必須加強自身統治的能力。這種艱難緊張的處境，決定上述中國現代化難題的解決方向。毛澤東或蔣介石因而都在國家危難、國共對峙、軍閥、農村破產等各種限制中，透過實際政治危機的處理，於鬥爭中學習成為政治領袖，並同時開展國家建構的進程。如此一來，即使毛澤東和蔣介石未必將其對於現代化的所有想法行諸於系統的論述，但透過對於各種實際政治議題的看法及作法，仍可窺見兩者現代化方案和建國方案的形成與實踐，從中對於近現代的戰爭如何影響中國國家建構與社會發展做出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