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體言之，現代性可謂根據歐洲啟蒙思想所演生出的各種制度的統治與治理，這些現代的制度將使人們脫離不理性、非理性與宗教性的束縛、限制。如要將各種現代性的特徵一一列出，將不勝其繁。大體上，啟蒙理性主義、資本主義，以及民主與發展等三個相關連概念或議題，當足以把握住現代性的問題與性質。
十八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歐與美國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民主國家或社會，其誕生與發展，在理論上、實際的問題上，始終處在暴力、革命、改革、自由等力量交錯的環境中。英、法、美三國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the bourgeois-democratic revolution）率皆有賴於貴族、地主、商人的歷史性聯盟，向上以暴力從專制的王權或統治階層爭取自由，向下以武力、法治與教化來馴服農民、紀律化工人，俾以建構、維持一種足以支持資本主義市場與生產的社會秩序。自由主義固然不能完全等同資本主義，但是西方民主革命的發展，確實導致或導向了城市或資產階級之資本主義民主的興起。
在思想上，啟蒙（the Enlightment）思潮始終存在著一個兩難或一種張力。一方面，它設定人性具有跨越時空的普遍原則，理性、包容、人道（亦包括對人之激情（the passion）的承認）、自由、幸福成為新的、不容折扣的價值，另一方面，特別是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努力，啟蒙思想家意識到，人除了天賦的慷慨與合群外，亦賦與著追求自利遠勝於它利、眾利的另一天性。人們對此問題的爭論始終不休，但他們大抵相信經由理性的適用運用，端正合宜的社會是可以出現的。
隨著商業、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啟蒙思想家還見到，社會分工固然增進了社會的財富，同時也帶來了社會新的異化、不平等。亞當•斯密、弗固森（A. Ferguson）、斯密的門徒邊沁（J. Bentham）均有感於此一問題的嚴重性。尤其邊沁主張增強國家的功能，運用國家的機器與機制來變革社會制度，勢將賦與國家更大的權力來解決社會無知與既得利益的難題，而啟蒙思潮所特重視的自由價值，自將處於國家各種嚴峻的威脅。
到了十九世紀末葉，政治、社會的諸多問題促使人們逐漸瞭解到，啟蒙所珍惜、堅持的價值，正面臨著各種相反或反對力量的阻礙：貿易戰爭、國際間的衝突、人性的貪婪與征伐、專制主義的頑強與盛行，以及統治階級其巨大的既得利益。這些力量，有些來自啟蒙思潮的外部，有些則來自按照片面啟蒙原則、理念所產生的力量（不論是可預期的或意想不到的）。除了這種實際的問題外，理論上，啟蒙心態的人們亦面臨另一種難處──各種不同的社會安排之形式，其歧異性、多樣性正適以毀損啟蒙思想所立基的普遍自然律原則。
西方現代性的歷史與性質，常常被批評為歐洲中心的、階段論式的史觀（Eurocentric and stagiest view of history）──所有非西方的歷史（時間、事件）和地理（包括不和諧、不相屬、不相干的空間），皆得經由西方的歷史與地理，方能見到、得出它個別時間的意義與各別空間的重要性；更具體地講，等到西方資本主義成為塑造世界歷史的力量時，自茲至今，資本主義的邏輯（logic of capitalism）成為西方現代性敘寫的支配規則（master code）。然而，如果我們意識到，非西方的影響與貢獻，實有助於西方現代性的出現，那麼西方中心的理論邏輯則至少應受到幾個角度的質疑：
首先，基於西方以外的地方與力量對於資本主義興起的作用和貢獻，應該將西方現代性興起的歷史因素置於世界性的現象中或脈絡中來解釋。第二，越來越多的人視資本主義為各種地方的、區域的和全球的力量交互作用下的產物；且由於各地方文化與環境的不同，資本主義的面貌，亦各有相異，人們遂稱之為替換的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或多樣性的資本主義。第三，我們仍承認現代性大業（the project of modernity）的單一性、普世性；但是，我們更應理解到，在資本主義邏輯的運轉實踐中，資本主義在全世界上、在一國內，皆不可能全面實現，它必將遭逢與製造出許多力量，這些力量與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皆不相容，堪稱為非西方、非現代且非資本主義的力量。這些力量並不能被用以界定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本質或邏輯，因為資本主義的歷史邏輯，必須以這些力量的排除（exclusion）與隸屬為條件，才得以前行、實現。於是，現代性的歷史之外，尚有與之矛盾、相異的歷史的存在。資本主義現代性存續演變，這些差異、矛盾的力量便隨侍相峙。由是，對於這些力量（或歷史）言之，現代性之名，對它們往往成為不可避免卻極不恰當的指稱；而現代性在全球的實踐、實現時，每一次、每一地必然是以「不完全」、「不完整」的形式、形態而出現。
鴉片戰爭以來，主要以歐洲中心主義或帝國主義力量的西方勢力，逐漸侵入中國社會；與此同時，中國人也逐漸被迫去面對、學習、理解、反思西方現代性。西方現代性所創造出的「進步」、「革命」、「改革」、「進化」、「發展」、「平等」、「主權」種種概念與經驗，以及所引發對立面的「保守」、「反革命」、「守舊」、「反平等」種種概念、經驗，迄今為止，可謂以掀天揭地的姿態，先後或同時地在這一百六十年的中國歷史中，出現、變形、消失、折衷、重返、或殘缺了。換言之，前述歐洲現代性概念與經驗，既隨西方勢力加諸到中國，亦為中國人所詮釋、運用、內化、外化、或批判。由於此一歷史的進程，中國的現代性及其問題得因西力的到來而起、而出現、而變化，而歐洲的現代性，也因中國現代性的經驗，得以危機擴大化、內容豐富化、性質複雜化、論述多樣化。
此外，在中國現代性論題的討論中，特別需要注意的一個層面是中國文明本身的結構、思維，如何在東西方接觸的過程中成為影響中國現代性的獨特歷史條件。中國在19世紀大規模接觸西方現代性之前，儘管尚未捲入西方現代性的種種衝突和影響，中國內部經過長時間演變的過程，政治制度、人口、土地、商業、道德各方面，也出現了變化和危機。中國本身文明的特徵、思維、資源、限制、和困難，構成中國理解、反思及回應現代性難題的特殊歷史條件。而這些中國文明的不同層面，與現代性本身的特徵和衝突交織在一起，構成「多元的現代性」，更加深了理解中國現代性的複雜與困難。此外，當中國現代性或現代化降生起，中國與中國人便沒有西方較優容的時間來接受與發展西方現代性或現代化；各種政體、各種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各種發展計畫與要求，不是先後緊隨，便是共時一併提上歷史議程，壓迫著、困惑著中國人。在這巨大時間壓力下，中國自身的危機交織著西方現代性的種種緊張、衝突，在劇變的過程中產生大量混亂和暴力。這既是中國被迫掙扎著進入現代世界所付出的龐大代價，也是無法迴避此一代價的悲劇。
如同Samuel P. Huntington所說，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前，並沒有一個「全面性的革命運動」，因為缺乏動員社會群體、擴大政治參與、有組織地使民眾政治化的政黨。隨著中國內部資本主義的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的外交挫折、十月革命的範示以及俄國革命的輸出，回應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馬列主義，於1919年之後成為中國流行的思潮，並進一步成為中國主要政治力量之一。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以及1920年代與中國國民黨的合作，產生了透過政黨組織、動員社會群體的新政治行動方式。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便在兩個政黨的合作、鬥爭與衝突中展開。而在兩大政治力量之外，眾多關於中國革命的思考、第三條道路的選擇，也在回應西方現代性於中國的緊張衝突之外，又與中國兩大政治力量交纏在一起。
當國共兩黨於1920年代展開合作，即使雙方都同意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是中國革命現階段針對的目標，但對於世界革命的理解、消滅軍閥的方式、變革傳統社會的深度和廣度等問題，均有不同的看法。此外，當兩黨試圖動員中國社會，人為地利用或破壞傳統社會團體的組織方式並使之政治化，一方面加強了社會群體的意識和內聚力，另一方面，亦隨著革命的激化，引起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衝突或反抗，也迎合或損害了不同國家在中國的利益。階級鬥爭、民族鬥爭、政黨領導權的鬥爭、革命目標和手段的爭論，與不同社會團體的權力爭奪和國際關係混雜在一起，構成1920年代的複雜景象。
1927年對於共產黨的血腥鎮壓並未結束這些複雜和混亂，國共兩黨的衝突仍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主要基調。然而，1930年代世界與中國的特殊局勢，卻提供了國共兩黨以及兩黨以外的知識分子重新塑造與思考中國革命道路的壓力與機會。
首先，1929年發生於歐美的世界經濟恐慌，削弱了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大獲全勝以主宰國際政治、經濟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力量。這些國家開始無力掌控國際聯盟體系以及1922年透過華盛頓條約以制約日本的東亞秩序。首先違反這一國際秩序的即是日本，隨後則是德國。日本退出國聯，預示著國際政治強權時代的展開。另一方面，回應世界經濟恐慌帶給人民的生存困境，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政府權力加強，開始推行不同於企業自由、限制政府干預經濟等原則的統治方式，例如美國的新政；而在義大利與德國，法西斯主義更成為新興的政體。
對於中國政治領導人和知識分子而言，雖然中國受到經濟恐慌的負面影響較晚才出現，但日本侵略山東、占領東北、退出國聯等事件，顯示中國面臨著資本主義大國無法掌控的國際秩序。如此，中國自身應如何快速增強國力而免遭日本滅亡，是當時中國政治領導人和知識分子思考、爭論的首要問題。而西方世界，尤其是資本主義世界因應世界經濟恐慌所產生的各種政體變革、經濟理論，以及蘇聯工業模式的優越性，均成為中國政治領導人和知識分子提供思想的資源和參照的範本。
因而，因應中國自身革命局勢和1930年代資本主義內部危機所產生的各種變化和效應，1930年代的中國充斥著各種尋求生存之道的論爭和實驗。例如，社會史論戰的展開，是循著探索中國社會性質而為革命策略辯護的爭論，延續至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歷史探求；而中國現代化的爭論，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中，爭論中國工業化應該走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道路。此外，中國於此一巨大的國難危機當中，應該採用什麼樣的政體或政治原則？文學創作是否應反映現實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如何反映？工業化策略應該從改善農村開始或以工業救濟農村？在尋求富強的過程中，中國文化應保存、變革或放棄？而中國革命中的兩大政治力量──國民黨與共產黨──又如何在艱困的條件下，各自建立其統治的方式？
前曾述及，歐洲的現代性從誕生起，既是歐洲歷史的危機，也是世界史的問題與危機。在1930年代，現代性的危機無論在歐美、在中國、以及在世界的其他地區，都顯得特別困難與尖銳。本課程主要側重於1920年代末及1930年代知識界的重要議題、爭論和文學創作，從不同角度折射出1930年代現代性與中國革命交織的種種問題，關注知識份子和重要政治領導人，如何在緊迫的、充滿壓力和不確定的歷史情境中，思考中國的處境、未來，以及回應西方現代性的難題與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