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光臨人類世(Anthropocene)的時代！
地質學家以代(era)、紀(period)、世(epoch)來標誌地球的演進的時間。以往的認定是，我們目前所處的時期是新生代(Cenozoic)第四紀(Quaternary Period)之全新世(Holocene)。然而，研究以臭氧層聞名的荷蘭大氣化學家Paul Crutzen指出，從十八世紀末期以降，人類開始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帶來環境與氣候的重大衝擊；因此，全新世已經結束，而我們正式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人類世。人類世的到來，意味著人類的科技與能源使用已經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我們所認知的環境已經是被我們重新改造，同時這也帶來巨大而艱辛的挑戰。問題的關鍵正在於，我們如何在不斷開發、利用自然資源，以改善生活的前提下，避免資源耗盡、污染、氣候變遷、環境不正義等日益嚴重的問題。
古典社會學誕生於工業社會剛登場的年代，在那時，無論是保守或激進的社會學家都認為生產力革命是驅動社會發展的最重要力量，也或多或少相信科技與人類理性可以解決所有伴隨出現的問題。然而，到了二十世紀中，隨著環境運動的出現，以及各種生態危機的浮現，這樣的自信才被質疑。古典社會學忽略了人類與環境互為依存的緊密關係，我們並沒有享有生態法則的豁免權，社會與自然的互動遠比想像的更深遠。因此，如何「將環境帶進來」(Bring the Environment Back In)成為研究者所需要面對的課題，社會學也必得重新思考以往忽略的問題，例如經濟成長的同時是否也帶來負面的傷害？工業社會的發展模式是否能夠永久持續？以科技征服自然是否必然導致社會階層化與不平等？要解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解放社會學的想像力，重新釐清社會與自然的互動關係。
眾所皆知，環境問題是涉及了科學技術的問題。在科技主導的當下，新的環境污染不斷地被創造出來。相對於高科技業者的宣稱，當前科技並不是來自於人性或所謂的人類需要，而是來自於資本積累的結果。為了開創新的利潤，為了創造新穎的商品，我們所處的世界成為了「副作用的社會」(society of aftereffects)。因此，只有當行動手機成為市場主流時，我們才發現電磁波的危險。然而，奇特的是，要診斷出新科技所帶來的風險，則是需要科學知識的介入。科學在此的角色是雙重的，一方面它帶來新的不確定性與傷害，另一方面，只有透過科學，我們才能建構出一個低風險的社會。
另外，環境問題也是一個攸關民主的問題。作為一種政治制度，民主被認為較能和平地、有效地解決權力與資源分配的問題。但是在當代的風險社會下，環境也被政治化，成為需要政治討論與政治解決的議題。在公民權的討論中，環境權或生態公民權成為新浮現的議題。然而，在科技官僚的主導下，環境與社會成為了專家的禁臠。種種以科學之名的社會工程並沒有取得大多數人的真正同意，反而驕傲地凌駕於民意之上。將環境議題政治化是邁向公共化的第一步，唯有如此，我們能建立一個與自然更和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