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制度的形成已經有許多的分析，以歷史軸線來說，是從1987年解嚴為分界點，探討1970年代以後有那些事件或是因素使得台灣的民主自由空間在威權政體的支配下被敲開，而越接近1987年發生的事件或者是組成的政治團體作用力越大（若林正丈，1992；2016；吳乃德，2020），搶走了所有的鏡頭成為民主化的英雄。但是這樣的歷史分析方法可能忽略一個政治體制的轉變是經過長時間的社會政治經濟變遷所累積的社會基礎和民主自由的資產堆疊起來，使得後續的改變更有機會出現，進而逐漸達成政體轉型的目標。本文探討台灣民主如何形成的問題，採取長時段的歷史分析取徑，從日治時期開始的台灣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化，對於日本殖民政府的國家治理模式產生甚麼樣的影響，以及這樣的國家治理模式的運作又對民主制度的發展有甚麼樣的作用？日治時期所累積的民主經驗對於1945年以後的台灣民主發展的影響又是甚麼？例如，日治時期建立的基礎設施對於台灣1945年以後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正面貢獻，促成台灣更快速的經濟發展與新興中產階級的形成；而國民義務教育的初步推動，對於提升台灣民眾的知識能力和公民素養已經奠定相當程度的基礎，無論是後續的經濟生產或是新價值和理念的接納都是必要的，而部分民眾的民主選舉參與的經驗也變成是台灣民眾的集體記憶和文化資產。

台灣民主發展經歷日本殖民政府和威權的國民黨政府，統治者仰賴軍事武力和權力集中的政治體制，因此將台灣當成的從屬者。相關的研究基本上預設這兩個統治政權是會極力的鞏固政治權力（若林正丈，1992），並且在經濟資源上採取剝削和奪取的做法來累積統治政權的財富（凃照彥，1993；劉進慶，1992）。這兩個壓迫和剝削的統治政體只有在重大政治經濟危機或是公民社會累積一定能量後有些能量可以挑戰他們統治的權力時才會妥協而讓出一些權力。這些研究忽略統治者的政治體制經常會因為內外部因素而調整和轉變，因此國家和公民社會的互動是非常複雜的。例如，當一個政府採取普及教育、出口導向經濟成長模式或是投資基礎建設的政策來提升勞動力品質、增加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而達到提高奪取被統治者經濟利益；但是這樣的政策可能對於增加公眾民主參與的能力、意願和資源也是非常有幫助的，有這樣的社會民眾的知識和物質基礎，可以培養出更多的社會領導者，以及民眾被公民團體組織動員的機會，當然也就累積公民政治團體和公民社會跟威權統治者談判協商的能耐。換句話說，國家政治結構本身可以是一個促進民主政治發展，以及民主政治也可以影響國家體制，但是必須要透過長時期的歷史分析才能夠比較深入掌握這樣的動態交互作用的過程。透過這樣的分析也不會將威權統治者就是靜態當成政治暴力壓迫者與經濟資源的剝削者，而是假設國家體制本身是一個變項，是會隨著外部與內部因素經常性的調整，而且這些微小經常性的調整會累積成為在適當時機促成政治體制出現破壞性轉換的因素。因此，本文探究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與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時期朝向廣納型國家體制發展的社會建構過程，以及不同國家治理模式對於民主政治發展有何影響？以及民主發展對於國家治理模式又有甚麼樣的作用。